kaiyun全站青年自信人生二百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2023年12月26日，习总在纪念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：“青年时代，同志就以‘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’的壮志豪情，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，投身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。为了找到中国的出路，同志‘向大本大源处探讨’，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，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选择了为实现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，从此一生追寻，矢志不移。”

　　作为一代伟人，从青年起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摸索改变社会的现实途径，并在这过程当中树立起崇高的社会理想与高尚的家国情怀kaiyun体育平台。

　　从1910年秋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到1918年暑期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再到1918年和1919年两次前往北京工作学习，在近10年里，逐渐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实现了从激进的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转变。

　　离家之际，青年以一首豪言诗：“孩儿立志出乡关，学不成名誓不还。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山！”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：《年谱（1893-1949）上》，人民出版社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8页）来表达他的雄心壮志。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，深受维新思想影响，对康、梁二人非常崇拜。他曾这样评价《新民丛报》等书：“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，直到可以背出来。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。”这一时期，对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有了初步思考，他曾这样批注“正式而成立者，立宪之国家，宪法为人民所制定，君主为人民所拥戴；不以正式而成立者kaiyun体育平台，之国家，法令为君主所制定，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。前者，如现今之英、日诸国；后者，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。”可见，青年开始用世界眼光来思考中国社会的问题，推崇君主立宪的体制。

　　在湘乡驻省中学，深受资产阶级影响，拥护孙中山等党人，卷入辛亥的浪潮。在这里，经常阅读《民立报》并发表政见提议由孙中山担任大总统，康有为做内阁总理，梁启超为外交部长。后来，曾这样评价他当时的想法：“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，思想还有些糊涂。”

　　1911年10月，武昌起义爆发后，投笔从戎。军旅期间，第一次读到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，这是他最早接触“社会主义”这个名词，但实际上他听到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、主义有着本质区别，不过是改良主义的一种翻版罢了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许多省份宣告独立，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，自认为已经成功，便退出军队，总共当了半年兵。

　　随后，投考了学堂、肥皂制造学校、法政学堂等，但都不如意。最后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（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）。在这所学校里，他只呆了半年，愈发觉得刻板的教学模式和校规不能使自己满意，便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自修生活。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半年自修生活，曾这样总结“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，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。”由于经济原因和环境所迫，自修读书生活难以为继。此时，已近20岁，他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。

　　经过慎重思考，决心回校求学。1913年春，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。次年春，四师与一师合并，直到1918年暑期毕业，总共做了5年半的师范生。第一师范对的成长和锻炼是全面的，他不仅具备了扎实的学问基础，而且开始形成独立的思想见解，有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，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
　　1918年8月，来到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。经杨昌济的推荐，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。在这里，他同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交谈，结识了一批社会名流。1919年12月，率领驱张代表团第二次赴京。通过两次北京之行的所见所闻，青年确立下终生的信仰并且从未动摇。

　　青年的“求学之路”辗转多地，从湘乡、长沙再到北京，这期间他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实践经验，思想变得成熟。在此期间，对社会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，为他日后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　　在青年成长的关键阶段背后，离不开老师对他的指导，并且与老师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，而是亦师亦友。

　　早在投考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时，就因不是本地人而受到歧视。主考老师非常欣赏他的才华，极力向校长李元甫举荐。李元甫是一名爱国开明的教育家，在阅读了的文章后，大加赞赏。得以顺利入学。

　　在校期间，的文章经常受到老师们的讲评。国文教员谭咏春看了作的《宋襄公论》后评价其“文笔泼辣，立意高远，见解炯异于流俗”；“视似君身有仙骨，寰观气宇，似黄河之水，一泻千里！”校长李元甫和老师贺岚岗非常器重，说：“学校取了一名建国材。”在贺老师的举荐下，得以顺利考入湘乡驻省中学。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省会长沙，他的视野变得开阔，思想更加成熟。

　　在湖南一师求学的5年半对产生了巨大影响。曾这样评价一师：“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，也没有到国外留过学，我的知识、我的学问，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。一师是个好学校。”好学校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有一批传道授业解惑的好老师。当时，孔昭绶出任湖南一师校长，他是一名开明的教育家，前后两次出任一师校长，对学校进行全面改革，大力推行教育。担任校长期间，他广纳贤才，聘用如杨昌济、徐特立、黎锦熙等一批社会知识分子。

　　徐特立的教育思想深深地影响了，他后来曾这样回忆：“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，最敬佩的两位老师，一位是杨怀中先生，一位是徐老。”徐特立倡导的阅读习惯是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，读书不能贪多求快，囫囵吞枣，而要少而精，看透事物和问题的本质。在一师期间，效仿徐特立的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的学习方法，随身携带笔记本，随时在阅读的文字和段落旁边做批注，记下自己的见解。几年来，做了不下于百万字的批注和评语。在一本不厚的《伦理学原理》一书中，仅做的批注就达一万三千余字。可见在读书时的深入思考。为了庆祝徐特立的六十大寿，专门发来贺信指出：“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，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，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。”从中不难看出，徐特立在心中地位之高。

　　杨昌济也对青年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曾这样回忆恩师：“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，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，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。他教授伦理学，是一个唯心主义者，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，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。”与杨昌济亦师亦友的关系使得两人相交甚深，下课之余，他时常去老师家里探讨学问。1915年7月，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评价杨昌济：“弟近年来所有寸进kaiyun体育平台，于书本得者少，于质疑问难得者多……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，以为不可及。”在所有学生中，和蔡和森最受杨昌济器重。病重期间，杨昌济还极力向章士钊推荐二人：“吾郑重语君，二子海内人才，前程远大，君不言救国则已，救国必先重二子。”后来这样回忆与杨昌济的关系：“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，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。”

　　1918年、1919年两次来到北京，与陈独秀、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入接触，他们对于帮助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曾这样深情回忆李大钊：“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。他是我真正的老师，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，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！”一句“真正的老师”道出了对李大钊的深切景仰之情。

　　青年除了阅读“有字之书”，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，阅读“无字之书”。青年特别推崇通过游学来达到了解社会的目的。在湖南的方言中，“游学”也就是所谓的“打秋风”，通过“打秋风”式的社会实践，青年深入农村，对国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对农村百姓生活有了更深切的体会。

　　当大批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之时，却不为所动，坚持留在国内。他曾这样解释原因：“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，看些新东西，学些新道理，研究些有用的学问，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。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，研究本国问题。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，我所知道的还太少，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，则对本国更为有利。”他热衷于帮助筹备赴法勤工俭学一事，自己却选择留在国内。指出：“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，当然脱不开‘中国’这个地盘。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，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，及研究。”青年时期，就已经认识到了研究国情的重要性。他曾在《讲堂录》的笔记中写道：“闭门求学，其学无用。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，则汗漫九垓，遍游四宇尚已。”可见，青年从一开始就主张知与行的统一。

　　1917年暑假，与萧子升携带简单行李便踏上了游学之路。他们出发时，身上没有携带钱财。一路上，他们接触了大量人士，包括农民、开明绅士、劝学所所长、方丈、财主等，前后行程近900余里，历时1个多月，途经长沙、宁乡、安化、益阳和沅江5县。这一趟行程他们既磨炼了意志，又增长了见识。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农村风土人情有了深入的了解，并记下了大量笔记。回到学校后，他的笔记在师生之间广泛传阅，可谓“身无分文，心忧天下”。

　　1917年秋，与张昆弟等人前往昭山开展社会调查。同年寒假，他又来到浏阳文家市，在陈赞周家暂住了几天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。针对当地缺乏种树的习惯，以身作则，亲自动手栽种了几棵板栗树。认为，种树是造福后代的善举，鼓励当地农民多种树。1918年春，又与蔡和森来到洞庭湖畔，游历湘阴、岳阳、平江和浏阳多地，历时半月之余，了解各地风土人情。

　　通过一系列游学活动，获得了大量书本以外的知识，对民间疾苦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。青年通过游学方式所进行的社会实践，为他日后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后来之所以能写出《湖南农动考察报告》《寻乌调查》等文章与他青年时期就养成的深入社会实践的本领密不可分。

　　在的一生当中，“斗争”二字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曾在日记中记载：“与天奋斗，其乐无穷！与地奋斗，其乐无穷！与人奋斗，其乐无穷！”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：《年谱（1893-1949）修订本 上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4页）早在少年时期，就与父亲斗智斗勇。他曾这样回忆：“我家分成两‘党’。是我父亲，是执政党。反对党由我、母亲、弟弟组成，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。”在与父亲斗争的过程中，总是处于胜利的一方。

　　1915年，袁世凯为了获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。消息传到一师校园，全体师生慷慨激昂，掀起了大规模的仇日反袁斗争。青年挥笔写下了“五月七日，奇耻；何以报仇？在我学子！”在这场反袁斗争中，处在斗争一线，经常走上街头进行演说或撰文批判。

　　在一师期间，曾率领一支志愿学生军开展了一次护校斗争，巧妙击溃一支退败的北洋军队。1917年11月，北洋军王汝贤部正向长沙一带退却，在离长沙城很近的地方休整，因不知长沙城内的虚实，不敢贸然进城，他们所到之处，农民的粮食都被抢走。利用这支军队又疲又饿的弱点，战斗力下降，大胆组织学生志愿军200多人手持木枪，同时又联络附近的，而且还以鞭炮制造大的声势，成功将溃军击退，全部缴械，有效地保卫了全体师生的安全。事后，全校师生高度评价浑身是胆！青年时期这样有勇有谋的斗争还有很多。

　　1919年4月，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，回到湖南，领导了长沙的爱国。曾对周世钊说：“北京、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，正在酝酿开展，湖南也应该搞起来。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。”回到长沙后，将他这几个月在北京和上海的所见所闻、接受的新思想介绍给老师和一些新民学会会员。为了响应北京的爱国，广泛接触湖南各界人士，包括在校学生、教育界、新闻界等精英人士，争取大家的支持。在这一过程中，领导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，发动了。各校学生纷纷响应号召，轰轰烈烈的席卷全省。以为首的青年学生群体在这场运动中，组织严密，目的明确，十分讲求与敌人的斗争策略。在开展运动的过程中，他们进行广泛宣传教育，团结了一大批青年群众。之后，又领导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“驱张运动”，以此反抗张敬尧的野蛮行径和黑暗统治。

　　青年曾指出：“天不要怕，鬼不要怕，死人不要怕，官僚不要怕，军阀不要怕，资本家不要怕。”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：《年谱（1893-1949）上》，人民出版社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42页）他是一个不服输、具有鲜明个性的优秀青年。面对旧势力的压迫和腐朽统治，压迫的愈深，青年越是勇敢，斗争的精神越饱满，劲头越十足。

　　在的世界里，不仅要多读书，丰富精神世界，也要强健体魄，提高身体素质。很早就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，他出生于农村，从小就下田劳作，他的两个哥哥出生不久便夭折。因此他深刻体会到健体的重要性。曾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指出：“弟身亦不强，近以运动之故，受益颇多。”可见，通过体育锻炼给带来了许多身体上的好处。与此同时，强健体魄也是那一代青年人责任感和使命担当的鲜明写照。青年尖锐地指出我国民族“国力恭苶弱，武风不振，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，此甚可忧之现象也。”

　　青年时代的十分重视体育锻炼，有一些体育项目，他一坚持就是几十年。后来，曾在与的谈话中这样回忆体育锻炼给他带来的好处：“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，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，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，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。”

　　早在湖南一师期间，就深受杨昌济的影响，经常洗冷水浴，不论严寒酷暑，从不间断，他认为这是锻炼身体、磨砺意志的一种方法。冷水浴能带来两种好处：一是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抵抗力；二是培养自己战胜苦难的勇气。除了洗冷水浴，体育锻炼的项目繁多，包括游泳、雨浴、风浴、日浴等。经常和蔡和森等人跋山涉水、露宿野外。曾这样回忆：“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。在寒假当中，我们徒步穿野越林，爬山绕城，渡江过河。遇见下雨，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，说这是雨浴。烈日当空，我们也脱掉衬衣，说是日光浴。春风吹来的时候，我们高声叫嚷，说这是叫做‘风浴’的体育新项目。在已经下霜的日子，我们就露天睡觉，甚至到11月份，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。这一切都是在‘体格锻炼’的名义下进行的。”

　　不仅进行身体上的锻炼，而且还将锻炼身体上升到学术的层面，对体育锻炼进行理论系统地阐释。1917年，在《新青年》上公开发表他的第一篇论文《体育之研究》，在这篇文章当中，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“欲文明其精神，先自野蛮其体魄”。认为，学习固然重要，但没有一个强健的体魄，一切都将无从谈起。在一师的校园里，还发明了“六段运动健身操”，学习之余，走出教室，经常带领同学们一起在操场上做操。只有体格健壮了，学习才会精力充沛、精神饱满，方能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。